已准备就绪迎接 人民币加入SDR

[利普顿：推动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再平衡是最佳策略。的确有部分资源会从“旧经济”之中释放出来，但消费和服务业正在强劲增长，部分制造业仍然充满机遇，就业不断上升，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。虽然工业部分有所下降，但另一部分正在崛起，可见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期而不是下行期]

    G20成员国合力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刻不容缓。金融危机过去了整整七年，各国并未寻觅到刺激增长的良方，在最新发布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中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进一步下调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。

　　在此前的上海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，刚获连任的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（DavidLipton）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独家专访。“复苏正在持续，但风险仍然巨大，复苏也可能脱轨，”他称，“IMF督促各国采取大胆行动，动用一系列政策支持经济增长，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以此推动需求，同时推行结构性改革。”

　　此前，各界也在揣测——面对疲软的全球局势，G20会议是否达成了类似汇率联合干预方面的“秘密协议”？这也被各界称为“新广场协议”（NewPlazaAccord）。对此，利普顿指出，“‘新广场协议’真的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”。但他也指出，G20成员国也的确需要政策协调，“但这种协调旨在推动经济增长，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追求平衡的增长方式。”

　　此外，中国当前也正面临着短期“稳增长”和长期“促改革”的窘境。利普顿建议，持续推动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实现再平衡是最佳策略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10月1日，人民币将正式成为SDR（特别提款权）篮子货币中的一员。利普顿称，IMF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人民币，“近期多家外资机构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，我们预计这一势头将得以继续。随着人民币使用的广度和规模不断扩大，人民币此次进入SDR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”

　　G20应协力推动全球经济增长

　　第一财经日报：G20央行和财长会议在全球经济增长目标、宏观审慎框架、大国政策协调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，你对此次会议是否满意？

　　利普顿：G20令人印象深刻，IMF也与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交流，并表示复苏正在持续，但风险仍然巨大，复苏也可能脱轨，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严肃考虑的。

　　我们督促各国采取大胆行动、动用一系列政策支持经济增长，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以此推动需求，同时推行结构性改革。对此，各界都有不同的反馈，不过每个国家对于风险都十分警觉，并认为如果下行风险加大，将随时准备采取行动。

　　日报：金融危机已经走过了7年，我们仍未找寻到一个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好办法。G20是否能找到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药方？

　　利普顿：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仍在持续，尽管可能比较疲软。我们需要进一步消除脆弱性，IMF督促各国采取强力措施，希望能早日看到强劲的增长。G20的计划就是支持增长，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推动增长。每个国家都支持我们的建议。

　　日报：你们是否就一些量化目标达成一致？

　　利普顿：我们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量化目标，而是整个G20这一机制的目标。早在2014年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上，各成员国就提出“5年（截至2020年）提高2%”的共同增长率目标，因此我们的第一优先目标就是实现布里斯班目标。我们督促政府做更多努力来推动增长、消除脆弱性。

　　日报：主要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可能也不可避免。此前“新广场协议”一说盛行。你对此有何看法？

　　利普顿：媒体的确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，但“新广场协议”真的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。当年各国签署“广场协议”时，主要国家汇率分化严重，当前主要国家货币的确有较大幅度波动，但央行行长们和IMF都觉得分化并不明显。我们也的确需要政策协调，但这种协调旨在推动经济增长。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追求平衡的增长方式。

　　日报：年初时全球市场动荡不安，对银行业的担忧也拖累了市场。你认为市场波动频发的原因何在？

　　利普顿：这是因为全球不确定性剧增，当市场看到不确定性时，就会率先做出判断，价格重估便随之出现。此前总体资产价格都不断下降，例如银行股（尤其是欧洲）下降非常明显。此外，中国问题也会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，中国明显与全球经济、金融市场的整合不断强化，这也不再是简单的贸易联系，因此市场反应可能很强。

　　日报：你认为市场是否过度反应？

　　利普顿：与基本面相比，市场反应的确略有夸大，毕竟全球经济复苏仍在持续。

　　中国应推动改革实现再平衡

　　日报：中国央行希望持续推进汇改。但在改革初期，人民币难免要面临贬值压力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会面临资本外流风险，IMF对此有何建议？

　　利普顿：市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——中国经济增速放缓、改革力度不够强劲，届时政府可能会希望推动货币贬值来支撑增长。但中国官方的表述是，经济增长仍在持续，虽然慢于以往，且改革始终在稳步推进，中国仍存在经常账户顺差，出口市场仍然庞大，汇率没有与基本面脱轨，中国官员希望在公开场合将上述观点与市场沟通。

　　在一些情况下，市场和中国的真实情况存在脱节。周小川行长表示将维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，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。他也在多个场合表明，人民币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紧盯住美元。

　　IMF的意见是，中国应该尽己所能，推动可持续的增长模式，通过推进改革实现经济再平衡，增加家庭收入和支出，实现新的增长模型。长期而言，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，这样市场波动也会减弱。

　　日报：这的确是一个长期前景，但短期经济下行、产能过剩和债务积压并存，如何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进行权衡？

　　利普顿：推动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再平衡是最佳策略。的确有部分资源会从“旧经济”之中释放出来，但消费和服务业正在强劲增长，部分制造业仍然充满机遇，就业不断上升，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。虽然工业部分有所下降，但另一部分正在崛起，可见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期而不是下行期。

　　日报：中国正在推进金融改革，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或将成为重点。根据国际经验，IMF对此有何建议？

　　利普顿：我认为并没有所谓的最佳单一案例，更重要的是各个监管机构之间都要进行协调，重在沟通、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。中国也要确保明确的沟通、信息共享，争取及时甄别风险并对症下药。无论政策如何，都即时向市场沟通，这样就不会有误解。

　　日报：在这一过程中，央行的角色如何界定？

　　利普顿：央行是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，对于银行的影响自然很大，其在金融市场扮演主导作用。但最重要的是合作和协调，首先要理解事件，随后以具体政策来应对问题。

　　日报：人民币在今年10月1日就要成为IMF的SDR货币篮子中的一员，IMF是否准备好迎接人民币？你认为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？

　　利普顿：IMF已经准备就绪，中国也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人民币的全球使用日趋广泛，近期多家外资机构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，我们预计这一势头将得以继续。IMF认为，随着人民币使用的广度和规模不断扩大，人民币此次进入SDR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

　　日报：此前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差较大，中国央行进行了汇市干预，IMF如何看待类似干预？

　　利普顿：重点在于要用一个市场理解的机制，维持市场稳定，确保人民币汇率水平始终能够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。在过去6~8个月中，当市场存在下行压力时，中国央行进场干预，这从其公布的相关金融数据便可略知一二。

　　在岸市场存在资本账户管制，香港这一离岸市场则更为开放，因此存在差距也理所当然。当汇差过度扩大时，则需要干预，收窄汇差是“一国两制”下的管理方式之一。